明太祖朱元璋常被誉为“得国之正，莫过于此”。
这是因为他完全白手起家，既不靠祖上遗产，也不是权臣上位。
他出身极度贫寒，为了化一口饭食，一度沦落为行脚僧人，与乞丐无异。
所以现在也常有戏言称朱元璋“开局一个碗”，但纵然起点如此低微，过程这般艰难。
朱元璋最终还是登上顶峰，不仅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而且“驱鞑逐虏”收复了燕云之地。
从唐末五代以来近五百年后，汉民族再一次掌控北方大地。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朱元璋的功绩可称得上一句“再造华夏”。
他也极度骄傲地取日月交替“大明终始”之意，将国号定为“大明”，似乎还对应了元末明
王出世拯救人间的预言。
而明初的局面，无论是武德还是文治，肯定都无愧于这个光辉的名字。
但与朱元璋开国的辉煌相比，明朝的结局无疑是惨淡的。
传至崇祯年间，明王朝已然内忧外患。
后金皇太极突破辽东防线兵临山海关，大顺李自成席卷中原黄河聚集百万众。
即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即位之时，便用尽手段想要挽救国家。
但大明王朝积重难返，再加上朱由检本人的刚愎自用，反复无常。
使得明朝战略混乱，人心涣散。
所以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夕，朝廷早已束手无策。
无兵可用，无饷可发，极度绝望之中，朱由检命后宫女子自尽保全皇家颜面。
自己则和太监王承恩去往煤山，在那里披发跣足自缢而死，是为中国古代王朝少有的殉国
皇帝。
虽然朱由检在施政用人方面有诸多不足，性格也十分极端。
但实在算不上昏庸无能的君主，而且他作风简朴，好学勤政，他也自谓“朕非亡国之君”。
后世人们也常常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朱由检真的没有治国的才能，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并
不是他造成的。
而面对明末那财政崩溃焦头烂额的死局，又有哪个千古一帝能保证可以力挽狂澜呢？
而明朝的亡国气象似乎很早就开始显现了，从明武宗朱厚照的荒淫无道任性而为到明世宗朱
厚熜的自私自利独断专行。
再有明神宗朱翊钧敛财放纵摒弃朝政和明熹宗朱由校玩物丧志宠信阉党。
但客观说来，这几位君主还称不上彻底的腐朽，都各有其贡献。
武宗曾亲征蒙古，世宗平定倭乱，神宗前期也励精图治，还有万历三大征的壮举。
但这些功绩和他们留下的遗患相比，实在有些单薄。
朱由检从哥哥手里接过的江山，是一个灾荒频繁、粮食绝收，流民千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定时炸弹，而这炸弹的定时却根本不知是在哪一个祖宗手里锁死了。
这就牵扯出了世人常爱说道的“王朝气数”或称“龙脉”，一个王朝的兴亡真的与气数有关吗？
说起来明朝气数的玄学，说法总有几类：明成祖朱棣南下兴师，夺了侄子的皇位，是龙脉节外生枝。
景泰帝朱祁钰鸠占鹊巢，又引发夺门风波，是气数混乱；明世宗朱厚熜以旁支即位，是坏了正统。
其中一个言论呼声最高，即大明初建，太祖、建文、太宗（成祖）、仁宗、宣宗五龙同朝，用尽了朱家气运，才导致明朝灭亡。
且不说从宣宗1435年驾崩到崇祯1644年自缢，明朝延续了209年，这气数用尽也未免用了太久。
而这五龙也从未有过所谓同朝的时期，太祖朱元璋1398年6月24日崩于应天皇宫。
而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才生于北平燕王府，这对曾祖孙连面也未曾见上一见，何来同朝一说？
而这五龙（当然建文帝并不一定），恰恰是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的重要根基。
如果真的有气运，他们也只能是这气运的源头，而不是消耗的缺口。
太祖朱元璋不仅为明朝留下了完整且超越前代的版图，而且设计了稳固的政治制度。
其中废除宰相职位的集权举措，让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本人和其亲党手中，几乎杜绝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君相之争”。
让中央稳如泰山，而其在律法财政军事的建树更是不胜枚举。
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后，虽然得位不正，但承担起了一国之君的担当。
亲自五征漠北，驱逐了北元势力，修成永乐大典。
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文化遗产，凿通京杭大运河。
联通南北交通水网，委派郑和下西洋。
开启中国海权时代，迁都北京。
从此天子守国门，再无北方中天悬剑之忧，可以说朱棣无愧于“永乐大帝”的美誉。
仁宗朱高炽虽然因为身体多病，在位仅一年。
但在位期间为政开明，与民休息，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冤狱，保证了生产的恢复。
宣宗朱瞻基青少年时便投身戎马，多次跟随祖父朱棣出征大漠，而且善诗好画，可谓文武双全。
即位之后，清革前弊，整顿统治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节约大量财力。
同时继续父亲的休养生息政策，爱惜民生，并第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维护贸易。
出塞修建永宁、隆庆诸城，稳固北方边疆，这些措施使得经济空前发展，边境稳定和平，有着“仁宣之治”的评价。
所以说，五龙同朝可谓谬论，逻辑上并不成立。
但明朝的灭亡虽与这五龙无关，但却与更多的龙子龙孙有关。
这正是明朝臭名昭著的藩王制度，朱元璋在初期，为了扩充家族势力，借鉴分封制度，创建了明代的藩王制度。
即“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为国家，下安生民。
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
其实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还是军事考虑，是为了防御元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
因为诸王的封地大多集中在北方重镇。
而且由于是作为军事组织存在，藩国往往掌握当地军政财大权，只是王府护卫便是成千上万的精锐。
甚至朱棣以后起兵便依靠了这支力量，这些藩王确实在朱元璋在位时为维护明朝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或许朱元璋看到的是自己的好儿子们兵强马壮保卫朱家天下。
但朱元璋死后，年幼的朱允炆即位。
他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个皇位的竞争者手握大军，准备时刻发难。
这不由得引发了朱允炆操之过急的削藩行动。
致使燕王朱棣发动叛乱，攻克南京，夺权成功。
但同样藩王之身的朱棣，更深知该制度对皇权的威胁。
但是他并没有采取朱允炆那不成熟的手段，而是选择逐个击破，收回兵权。
不过朱棣也没有痛下杀手，还是给予了大部分藩王保留封地和俸禄的权利，“食禄而不治事”。
而这一举措在当时看来理所当然。
因为明初在册宗室不过五十余人，处在初兴阶段的朝廷财政完全能够负担。
但随着家族的繁衍，皇族人口在正德年间便已暴增到10万人，崇祯年间更是达到了30万。
而这些人全要靠中央与地方财政来供养，这一笔供养的经费大概是多少呢？
万历初年记载，全国财政支出为一千八百万两。
其中宗藩俸禄为五百五十万两，足足占去近三分之一。
而这些宗室则完全不为国家产出任何价值。
相反还在源源不断繁衍更多子孙，这种几何式的增长形成巨大隐患。
他们不旦垄断商业而并吞并地方田产。
如福王一次便讨封两万顷。
成都府七成土地皆为蜀王所有，宗室已然尾大不掉，成财政大患。
这种负担并没有在明末的天灾人祸众有所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大量土地被贱卖给藩王。
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则沦为农奴般的佃户，一省财税供给自身尚且不足。
还要供养诸多王爷，这进一步诱发了农民起义的浪潮。
而本意是保全朱家王朝而存在的宗室。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却并没有站出来为国分忧，反而只求自保。
除了开封周王散尽家财，于城墙上分置金银，激励将士，其他藩王则为了保全家产罔顾祖宗颜面。
如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府，在此之前福王朱常洵终日闭门饮酒。
对城外战事无从过问，沉迷美女歌舞。
此时河南已经遭受旱灾、蝗灾，人民相食。
连经过的官兵都在抱怨：“福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和闯贼作战。”
即使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将向朱常洵申明大义，朱常洵却根本不放在心上。
而当李自成军攻破洛阳，才发现王府内囤积的金银粮食足以供养大军三年。
愤恨之下，起义军火烧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仍然不绝。
而张献忠对待藩王们则更加残暴，他攻下武昌后。
把末代楚王朱华奎一家驱赶到江边，强迫他们投水自尽。
并且“尽取楚王宫中金银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攻陷成都后，蜀王朱至澍与妃妾们也投井自杀。
作为最富有的蜀王，朱至澍一开始听闻是张献忠攻打四川，只拿出二万两银子劳军。
官员们请他出资募集兵马，更是被他严词拒绝。
张献忠不仅霸占蜀王府为皇宫，而且把已经投井的朱至澍打捞上来。
亲手对他的尸体连砍数刀，随后扔尸江中泄愤。
藩王的愚昧是长期的恩养造成的鼠目寸光，对国家大势缺乏基本的了解。
包括皇帝本人在内，尚且认为明朝还不会彻底灭亡。
在藩王们看来，国家的兴亡实在和自己的家产无关。
即使作出付出也只是让“小小的困难”更快解决。
如果大明真的会灭亡，那剩下的家财更可以向新政权买个平安，日子也不见得很差。
但历史的演进怎会在意蛀虫的算计，随着朱家政权大势已去，这些附着其上的宗室只是任人宰割的对象罢了。